安德烈·塔可夫斯基是苏联的戏剧和电影导演，以其深邃与独特性成为世界文化中的一个鲜明现象。他的电影历久弥新，因为它们探索人的精神世界，具有概念性、隐喻性和原创性。安德烈的言论反映了他对世界与创作本质的哲学思考：
每位艺术家在世时都会发现并留下关于文明、关于人类的某种真理的碎片。对于艺术家来说，“寻找”“探索”这一观念本身是带有侮辱性的。它像是在森林里采蘑菇：也许会找到，也许找不到。
毕加索甚至说过：“我不寻找，我发现。”在我看来，艺术家的行为根本不像是在寻找，他绝不以经验性的方式行事（“我试着做这个，我尝试那个”）。
艺术家见证的是真理，即他对世界的那种真实。艺术家必须确信他本人及其创作符合真理。我拒绝将实验性、追索性带入艺术领域。凡是在这一领域的所谓“探索”，所有自命不凡的“先锋艺术”，不过是谎言。
没有人确切知道什么是美。人们对美的观念、关于美的理念会随着历史、随着哲学主张、以及随着一个人在自身生命过程中的成长而变化。这使我认为，美实际上是其它某种事物的象征。但究竟是什么？美是对真理的象征。我说的不是‘真与假’的对立，而是一个人所选择道路的真实。
美（当然是相对的！）在不同的时代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真理的意识程度。曾有一段时期，这种真理通过米洛的维纳斯这一形象得到表达。
显然，完整地收集所有女性肖像，例如毕加索的作品，严格来说与真理毫无关系。这里谈论的不是‘漂亮’，不是某种可爱之物——谈的是和谐之美、深藏的美、本体的美。毕加索并没有去颂扬美、去述说或见证这种美，反而扮演了破坏者、亵渎者、摧毁者的角色。
通过美所表达的真理是神秘的，既无法被破译，也无法用言语解释清楚。
但当一个人、一个个体接近这种美、与之相遇、站在它面前时，他会感受到它的存在，哪怕只是背脊上一阵鸡皮疙瘩。美就像一种奇迹，人不由自主地成为其见证者。这就是全部的要旨。
曾有一段时间我能够说出那些对我有影响、曾做我的老师的人。但现在在我的意识中只留下了一些“人物”，半圣半狂。这些“人物”或许有些癫狂，但并非为魔所控；可以说是“上帝的疯子”。在在世者中我会提到罗伯·布莱松；在逝者中则有列夫·托尔斯泰、巴赫、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……总之，他们都是疯子。
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在脑中去‘寻找’任何东西。
他们并非凭借头脑来创作……他们既令我畏惧，又使我获得启发。他们的创作绝对无法被解释。
关于巴赫、列奥纳多和托尔斯泰已写下千百页文字，但最终无人能做出解释。谢天谢地，没人能找到、触及真理、触碰他们创作的本质！这再次证明了奇迹是无法解释的……
在这一概念的最高意义上——自由，特别是艺术意义上的自由、创作的自由——并不存在。是的，自由的观念存在，这是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现实。
不同地区、不同国家的人们享有多或少的自由；但你也知道，有证据表明即便在最残酷的环境中，也有人拥有无与伦比的内在自由、内心世界与伟大。
我认为自由并不存在于选择之中：自由是一种心灵状态。例如，社会上、政治上可以完全是“自由的”，但仍可能因虚无感、封闭感、缺乏未来感而走向毁灭。
至于创作的自由，这一点无可争辩。任何艺术若无此自由便无法存在。自由的缺失会自动使艺术作品贬值，因为这种缺失妨碍了作品以最美的形式表达自己。缺乏这种自由会导致艺术作品尽管在物质上存在，但实际上并不存在。
在创作中我们应当看到的不仅仅是创作本身。但不幸的是，20世纪占主导的是一种倾向：个性化的艺术家不是致力于创造艺术作品，而是利用作品来张扬自己的“自我”。
艺术作品成了其创造者“自我”的代言，变成了他们琐碎主张的喇叭。这比我更为你所熟悉。保罗·瓦莱里对此写了很多。相反，真正的艺术家，甚至可以说天才，都是天赋的奴仆。
他们对人们负有这份天赋的责任，被选中来在精神上滋养并为人服务。这就是在我看来自由的含义。
